王蒙文集 - 王蒙文集第4部分阅读

    起开晚会、

    过班日、远足旅行。我也认识了她们班主席沈如红，我和她都爱看苏联小说，聊起天来

    词儿特别多。她的脸形，穿的衣服，都特别像小孩子。如果打上领巾，和人说话的时候

    眼睛一眨一眨，那么就没有人会相信她已经是高三的学生了。我们两班在一起时，她总

    爱嘲笑男同学，而我总是第一个起来反攻，互有胜败。毕业以后，她响应教育局的号召，

    留下做教师，调到郊区新成立的中学，没有升大学。一年半以来，我在太原，仍然常与

    她通信。她的信不多，但是充满热情和关心。从上了大学，我好像忽然懂得了，在我们

    的友谊中，有一种那么纯真、美好，值得珍惜的东西。真奇怪，中学时代竟没有觉得，

    等到离得远了，她却万分亲近起来，她从北京写给我的每一封信，都被我读了又读，想

    了又想，于是不论上课、打球、散步，我都感到她就在自己的身旁。这次春节回北京，

    我已经下了决心，要去看她，去和她谈，也许幸福就落在我们身上。我和金东勤说过，

    他赞成，而且祝福我。

    大年初一，我拿着两张戏票出城找沈如红去了。

    来到校门口，简直难以相信待会儿就要见着她。她胖了么？眼睛是不是还一眨一眨？

    对我来，惊奇？欢迎？还是冷淡？我请她看戏，她高兴去吗？虽然我并不迷信，却恨不

    得对着什么祈祷一回。

    沈如红跑出来，没等我“观察”她的神色，就拉着我到她屋里去。她说：“我想，

    你今天一定会来。”我说：“我在太原，怎么今天一定会来？”她说：“过春节了你还

    不想妈么？想妈，还能不来北京么？来北京，还能不找我来玩么？”从她谈话的口气，

    我猜，她一定是教几何的，这样懂得逻辑推理。

    我按照早在太原就准备好了的，和她神聊起来。我谈山西的酒和醋，学山西话，描

    绘工学院教授们的形形色色，谈第一遭出远门的感想，我谈的都是有趣的、逗笑的、生

    动的。我希望自己的每一句话都使她快活。

    她听着，慢慢地点头，眼睛不眨，也没有笑。

    我有点不好意思了，一见面就是我自说自笑。于是我说到半截打住了。

    她这才笑了，说：“你呀，还跟从前一样淘气。”

    淘气，淘气，我难道是小孩子？我没回答，打量她住的屋子。一间小西房，简单而

    干净。小书架上堆满书。全屋只有一件“贵重物品”：桌上放着一个留声机。

    “好阔气呀！”我摸着留声机，问她，“多少钱买的？”

    她脸微红着告诉我，一星期以前，学校评奖优秀教师，她做初一的班主任有成绩，

    得了这个奖品。

    “你真好！”我去握她的手，“把你的优秀事迹告诉我吧。”

    “哪有优秀事迹？”她分辩说，把手从我的手里抽出来，扣好上衣的一个扣子，

    “我喜欢我们班的孩子，他们也喜欢我。就是这么回事……”

    她有点变了，不是头发的样式，不是长相，不是说话的声音，变了的不在这里。在

    她说我淘气的时候，在说到“我们班的孩子”的时候，我觉得我面前真的是一个大人，

    一个老师了。这种感觉使我不由对她尊敬起来。

    “刚做教师的时候，我还为自己的前途惋惜呢，特别是接到同学们的来信，情绪就

    更波动。你记得我们班的学究、近视眼的黄书萱吗？她现在在莫斯科大学学物理。同学

    们有的留苏，有的上大学，我却留下教书，可是，孩子们教育了我，为了这样的孩子，

    难道不应该献出一切吗？我就这样扎下了根，在这儿生长起来了。”

    我想：她的心灵是多么高尚呀。

    “大学生同志，你可过得好？”她问我。

    “就算不坏吧。”我马马虎虎地说。

    我又想起来，问她：“黄书萱在莫斯科哪儿？”

    她说：“她们可棒了，她学了一年俄语，去年九月到的苏联。就在我们唱的那个

    ‘列宁山’上，她说，在那儿上课，俄语跟不上，开头跟驾云呀似的，啊，我这儿还有

    她的信呢。”

    她拿出莫斯科寄来的信。我好奇地、羡慕地看着信封上的苏联邮戳，我原来也被保

    送去考留苏预备生，因为功课不好没考上，黄书萱的信使我想起这段伤心的事，脸也红

    了。

    “邮票呢？”我问她。

    “送给孩子了。”

    这时听见一片喧闹，有人敲门，沈如红的眼睛亮了，她骄傲地告诉我：“我的学生

    们来了。”

    “老师过年好！”“老师您好！”六个矮矮的男女学生围上沈如红问好，沈如红一

    一地回答了他们。

    他们瞧见了我，小声问她：“这是谁呀？”

    沈如红说：“他姓王，我过去的同学。”

    “王老师您好！”大家向我行礼。

    “我可不是老师！”不知怎的，这些学生来，使我不太高兴，他们使我不能单独与

    她在一起。

    “老师，您看！”一个孩子掏出一个泥捏的小娃娃，送给沈如红。又一个孩子拿出

    自己做的书签，书签上画着滑稽人。第三个孩子拿出一艘用粉笔刻成的精致小船。……

    最后一个孩子拿出一个面刺猬，他说：“老师，您要是看腻了就可以把它吃喽。”大家

    都笑了。

    沈如红拉开抽屉拿出一叠小本子，送给他们每人一本。他们要求沈老师为他们写几

    句话，于是她仔细地一本一本地写起来。孩子们围着她、挤着她，目不转睛地望着她。

    我羡慕地看着他们。孩子们挨沈如红是那么近，沈如红扶着他们的肩膀，摸着他们

    的头发。我听着他们的话声和笑声，老师和学生的声音混在一起。相形之下，我悲苦地

    觉得，对于沈老师，我这个“淘气的”大学生又算什么，还不如这些孩子，更亲近，更

    可爱呢。

    沈如红组织他们开起联欢会来了。一个孩子唱歌，一个孩子说笑话，一个孩子学口

    技，喔喔喔，咕咕咕，公鸡母鸡都来了。沈如红又给他们讲了一段童话，安徒生的《海

    的女儿》……怎么没个完啊？我气恼了，气沈如红：你忘了我吗？什么时候才能把这些

    小鬼打发走？也气这些孩子：真讨厌，你们就瞧不见沈老师这里有一位“远方的客人”

    吗？最气的，还是自己：你满腔热情地从太原来到北京，买了戏票，大年初一不陪妈妈、

    弟弟玩，倒跑到这里“罚坐”！

    “请王老师来一个吧！”送刺猬的小孩提议。

    他们鼓掌。

    “我什么都不会。”说完我就走到一边，看着窗子。玻璃上映出沈如红的影子，她

    抬起头来，望着我。我回头一看，遇到她那样深重的责难眼光，我不知所措……

    沈如红说：“来，我们听张唱片吧。”看也不看我，就去打开留声机，上紧弦，开

    始放唱片。

    穿过朝霞太阳照在列宁山，

    迎接着黎明多么心欢……

    温柔的男高音唱起来了。在我的中学时代，我们曾经多少次地唱这支苏联歌曲呀。

    我们班和她们班，我和她，曾经多么亲切地共同唱这支明朗的歌儿啊。

    后来孩子们走了，已经快到十二点。我应该说点什么了，否则一切希望就要破灭。

    我口吃地说：“我喜欢‘列宁山’这个歌。”

    她点头。

    我说：“我们一块唱过。”

    她说：“大概是的。”

    沉默了一会，我憋红了脸，急急地说出来（因为稍一停顿我就说不下去了）：

    “下午你有空吗？一齐去听京戏吧。我买了票，听完戏，咱们聊聊……”

    她说：“你一提下午我想起来啦，你记得周大个儿吗？”

    “周大个儿是我们班的同学，当然记得。”

    她高兴地告诉我：“周大个儿可不简单呀，他上了体育学院，当上排球选手啦。你

    知道他是用左手杀球的，总是出人意外地取胜。去年保加利亚排球队来的时候，他还上

    场了呢。今天下午，他们有一场排球表演赛，送了我一张票。对了，你去不去？你要去，

    我给他打个电话再要一张。”

    原来是这样。那个周大个，那个说话嗓音像破锣、数学考过五十分的周大个儿居然

    成了选手，居然受到沈如红的赞美，沈如红说他“可不简单啦”。不简单，不简单……

    看来，我只有走了。

    沈如红留我吃饭，我摇头。沈如红和我谈天，我结结巴巴答不上来。我告辞了几次，

    走出来。她说要送我走一段路，我也拒绝了。最后我们握手，我无望地紧握着她的暖和

    的有力的小手。

    快到京戏开演时间了，我得赶回城里。进城后，买了两个馒头，迎着风，一口一口

    地啃着馒头，走向戏院。

    谢谢张云溪和张春华，他们的精彩表演——《猎虎记》，使我暂时忘掉了上午的不

    愉快，跟着他们，走进了一个勇武豪侠的世界里。

    回到家，晚饭吃得很少。妈妈以为我病了，摸着我的脑门试温度，又问了我老半天。

    夜里，躺在床上，总也睡不着。爆竹声一直不断，一声比一声急。还恍惚可以听见

    小孩的叫喊，女人的笑声和“春节特别广播节目”中的音乐。人人都欢度春节。可我呢，

    我翻来覆去，久久地思索：这次回家，这次过春节，是什么破坏了我的兴致，使我烦恼

    起来？因为沈如红吗？不，事实上我没向她表示什么，她也没拒绝。但是我不想再表示

    什么。从太原到北京，一路上曾经那样使我幸福，使我迷恋的东西，好像已经不重要了。

    这一切是怎么回事？

    渐渐地，渐渐地，我懂了，来到北京，来到老同学的身旁，我觉得我缺少那么一种

    东西。在沈如红的留声机中，在她和孩子共同的笑声里，在“列宁山”歌儿的旋律中，

    在周大个儿的排球上，在黄书萱的莫斯科来信中，以至于在京剧演员张云溪的筋斗里，

    都有一种那么充实，那么骄傲，那么使人羡慕和使自己仿佛变得高大起来的东西。我呢？

    马马虎虎地上了大学，空着手回到了故乡，什么都没有。

    生活里常常这样，他按照作息时间表起床，工作，生活，一切都很顺利，一切也莫

    过如此。但是，一旦向四周一看，自己已经远远地落在后头，于是，心疼痛了。

    第三天，接到金东勤的来信：“……现在是三十儿晚上，给你写信。你高兴吧？有

    个家在北京真是天大的福气。告诉你，我们这儿也很好，现在正举行化装舞会呢……我

    和小胖商量好，一过初三就组织个补习俄文的小组，咱们班不是俄文没考好么？可惜你

    不在，要不然可以做咱们组文体干事，咱们一块学习……”

    这信，我看了又看，然后告诉妈妈：“明天我就回太原去。”妈妈和弟弟纳闷，也

    有点难过，我明明还可以再住十天，一年半没见了，回来了又急着要走。可是，我不能

    等了，我想立刻回到学校，学习，读书，锻炼身体，和同学们在一起，往前赶，往前攻。

    原谅我吧，妈妈！

    当我坐着火车，在汽笛声中缓缓离去的时候，偷偷掉下了一滴眼泪。是舍不得自己

    的家吗？我已经是大小伙子了。是惋惜春节过得太快？不如说是留恋。旧日在一起的姑

    娘们呢？她们都很好。春节过得热闹、轻松，而且满足。而且今年春节来得早，雪都快

    化了。

    生活在飞，人也变了，他们都有的可夸耀，得奖啦，当选手啦，去苏联留学啦。瞧

    沈如红和孩子们这个笑哇，笑得房都要塌了。连张云溪得的掌声都比往年多，他谢了七

    次幕。

    我咬了咬牙，那真正辉煌的生活是要到来了。等明年春节，我就要放着一片金光回

    家来喽。那时候我去听戏，去找沈如红，去看周大个儿的排球……

    就是为了这，我离开北京的时候想了老半天；就是为了这，我坐在火车上忍不住掉

    下泪来……

    1956年

    淡灰色的眼珠

    1969年春末的一个中午，我的房东老大娘的继女桑妮亚，带着她的井然有序的五个

    小不点儿，到她继母家——也就是“我们家”来喝奶茶。喝茶是在室外的凉棚下面进行的，

    差不多每年雪刚化——有时候残雪还未尽消，一天三顿饭就在室外进行了。伊犁的维吾尔人

    是非常重视呼吸新鲜空气的，或者用他们的一种粗犷的说法，多在户外活动的目的是为了

    “吃空气。”喝了一碗又一碗，馕吃了一块又一块。

    我想起一句维吾尔谚语来了：“因为富才把钱花光，因为馕多才把茶喝光。”诚然如

    此，馕与茶的关系是这样的：愈吃馕就愈想喝茶，愈灌奶茶就愈想吃馕，良性循环。循环完

    了，桑妮亚和她的继母便嚼起茶叶来，满嘴都是砖茶的剩叶子，咀嚼得津津有味。这时，桑

    妮亚的小三和小四之间忽然爆发了“文攻武卫”，两个小丫头吐字不清地却是分明地骂出了

    最最最侮辱女性的语言，而且小手乱扑乱抓。桑妮亚要骂，却被剩茶叶堵住了嘴，呜呜呜地

    叫了几声以后，好不容易把正嚼得有滋有味儿的碎茶叶吐到了碗里，大喝一声：

    “该死的，用你们的脑袋喂狗去吧！”

    有效地用棒喝制止了武斗以后，桑妮亚抓起碗里的茶叶，似乎是准备来个“二进宫”，

    但这时她看见了我。我正在用瓦片磕擦砍土镘上挂着的泥，整裤脚、系鞋带，准备上工。她

    不好意思把吐出的茶叶再抓回来嘴里，便把茶重新放下，把碗一推，问我：“听说您调到二

    队去了，是吗？”

    “是的，大队书记让我到二队去了。”

    “那你认识马尔克木匠了吧？”她问。

    马尔克木匠，哪一个是马尔克木匠呢？

    阿依穆罕大娘从容地把茶叶碎渣（已经嚼得其碎如粉了）吐净，对她继女说：“马尔克

    傻郎又不在队上劳动，老王上哪认识他去。”

    马尔克傻郎？呵，想起来了，四天以前，我去二队队部办公室找会计开条子领劳动补助

    粮，曾碰到一个高大，英俊、黑头发、大眼睛（眼睛这样大的人并不多见），眼珠发蓝、高

    鼻子、大手大脚的男子，他的形象，用《史记》里的语言是称得起“美丰仪”、“伟丈夫”

    的。这个美男子正在为口粮问题与会计争吵，他说话的声音非常大，而且一口一个“伟大导

    师教导我们说”。少年老成的会计一脸倦意，根本不理会他的喊叫。见到我进来，小老会计

    欠了欠身，用无力的手与我走过场式地一握。我说明来意以后，他慢腾腾地、艰难地拉开抽

    屉，找纸、找笔、找图章和印油，用十分钟的时间给我开了一个本来用十秒钟就可以开好的

    条子。

    这个期间，“伟丈夫”紧紧握了我的手，自我介绍说：

    “马尔克”，又用汉语说：“我是木匠”。

    “您懂汉话？”我问。

    他从鼻子眼里一笑，问会计：“队里到底给不给我口粮？”

    会计回答：“拿你的小摇床去黑市换小麦去吧！”

    马尔克骂了一句，但他骂人的样子并不凶恶，倒是一副斯文相和笑眯眯的，好像他是在

    说一句甜言蜜语。然后他又大叫道：“伟大导师教导我们，人总是要吃饭的，不吃饭就不能

    干活！你们……”

    “明天到瓜地浇水去，上工就给粮食，这是革委会的规定……”

    “他们完全不按毛主席的教导办事。毛主席说，要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他连

    连地摇头，叹息，伤心地走了。

    桑妮亚和她的继母说的大概就是他了，难道他的外号叫“傻郎？”

    我点点头，告诉阿依穆罕妈妈和桑妮亚妹妹，马尔克木匠我已经见过了。

    “你见过马尔克木匠的妻子阿丽娅吗？”桑妮亚问。

    我模仿当地人用舌头“啧”了一响，表示否定。

    “阿丽娅是整个毛拉圩孜公社最漂亮的女人。”桑妮亚拉长了声音，用唱歌一样的声

    调，笑眯眯地说。说的时候，她眯着眼睛，略略向前探着头，鼻梁上方，眉间下方，出现了

    可爱的细小的皱褶，一副完全倾倒的表情。我从来没见到过一个女人这样心悦诚服、如醉如

    痴地称道另一个女人。何况桑妮亚本人也是相当俊的，身材挺拔、轮廓鲜明，除了下巴略嫌

    长嫌尖以外，其他方面可以说是无可挑剔。尤其惊人的是，她30多岁，已经生了五个孩

    子，但腰身没有变粗，皮肤没有变糙，肌肉也没有变松弛。用当地维吾尔人的说法，她是一

    个“结实得厉害”的女人。而她说起马尔克木匠的妻子阿丽娅时，那神情真是不折不扣的五

    体投地。她连连摇头，说：“唉，老王哥；唉，老王哥！”似乎没见过阿丽娅是我做错了一

    件事，至少是丢失了一件最不该丢失的东西，因而使她无限惋惜。

    在队部办公室与马尔克的邂逅以及桑妮亚对于阿丽娅的介绍引起了我对这对夫妇的兴

    趣。马尔克一般不在队上干活，我很少有机会见到他，但同队的其他社员，向我介绍了许多

    有关他们的情况。马尔克原籍在霍城县清水河子那边。1964年年底，他才孤身来到了这

    里——这么说，他在毛拉圩孜公社的资格，比起我来不过多四个月。他的母亲是俄罗斯族，

    他的父亲的民族归属则众说纷纭，有的说是维吾尔，大部分人坚决不信，认为他的父亲不但

    不是维吾尔而且不是穆斯林，最有力的论证是小会计提出来的，他说他切近观察过，马尔克

    没有行过割（包皮）礼。有人说他爸爸是蒙古人，有人说是汉人，有人说是满族，还有人说

    他爸爸其实是一个英国商人，从巴基斯坦进入克什米尔地区，后进入我国藏阿里，经叶城、

    喀什噶尔、阿克苏……最后经过霍城，与那个俄罗斯女人作了露水夫妻，才有了马尔克。至

    于阿丽娅，家庭是上中农，最初嫁给裁缝阿卜杜拉赫曼，后来与阿卜杜拉赫曼离了婚。由于

    她没有兄弟姐妹，一个人继承了父亲留下的产业，成为令许多人垂涎的美丽的富孀。但是，

    她整整过了十年单身生活，拒绝再次出嫁给任何人。1964年冬天，马尔克到达这里的第

    一天晚上，就被她收留了。“缘分，这也是缘分。”人们说。

    找了一个机会我问房东老大娘阿依穆罕：“您为什么把马尔克叫作马尔克傻郎呢？”阿

    依穆罕妈妈嗫嗫嚅嚅，回答不上来。“大家都这样叫嘛，总是有犯傻的地方吧。他自己不出

    工还天天跟别人辩论，娶了个媳妇像是他的大姐……”

    房东老大爷穆敏打断了她的话，似乎不赞成她这样含含糊糊地背后批评别人。矮个子的

    老大爷面带神秘的微笑，富有哲理意味地说：“所谓人，就是带傻气的种子嘛！谁能说自己

    不傻呢？我，还有老婆子，还有你——老王，还有马尔克，还有阿麦德与萨麦德（提这两个

    名字的含义犹如汉语中的张三、李四），我们都是人，我们不是都各有各的傻气吗？”

    说完，他理理自己的银白的胡须，非常满意。

    对于阿丽娅的前夫阿卜杜拉赫曼裁缝，我也作了一些观察。他已有50多岁，未老先

    衰，戴着一副老式的厚厚的滚圆花镜片，驼着背，身材高而瘦，皮肤松弛，脸面浮肿，眼睛

    里布满血丝，一说话就露出了黄舌苔极厚的舌头和一口黑牙。他的形象是令人厌恶的。但据

    说他是方圆百里技术最出色的裁缝、全活。南疆式、北疆式、哈萨克式、汉族式、俄罗斯式

    的男式服装，他都拿得下来。不仅农村，而且伊宁市的一些干部职工，也常常慕名跑上八公

    里，拿着衣料到他这儿来。他大概是全大队最有钱的人了，有六间北房，还有一片占地一亩

    二分的大果园。在几次“运动”中，曾有人打过他的主意，给他规定了种种上缴利润的制

    度，但都堵不住他。他吃自己的手艺，自有四面八方的人来求他、助他。他也很注意和干部

    们搞好关系，给本公社有实权的干部及他的家属做衣服，总是奉送手工，或者只象征性地收

    一、两毛钱。所以他的根基是稳的。至于他的婚姻状况，有人说他结过四次婚了，有人说五

    次，有人说六次。阿丽娅大约是他第三个妻子，和阿丽娅离婚以后，他又娶过两次亲，都是

    比他小20几岁的丫头。他现在的妻子叫玛渥丽妲，我见过，20多岁，目光流动，眼神有

    点凶，喜欢光脚在街上走路，小腿上有厚厚的泥巴，喜欢一边走路一边嗑葵花籽，嗑空了仁

    儿的葵花籽皮沾满嘴巴，积累了一批以后清理吐啐一次。她说话的声音很大，而且里面包含

    着一种类似撕裂绸帛所发出的尖利的噪音。

    阿卜杜拉赫曼其人给我的印象是阴沉的。当他摇摇摆摆地躬着身，自满自足而又虚弱地

    从公社门口的大路上走过时，在我的身上常常产生一种压抑感，相当沉重的压抑感。

    而马尔克木匠却叫人快活。

    这年六月底的一天，全队开夏收动员大会。我到毛拉圩孜公社已经是第四个年头了，也

    是第四次参加这种例行的、既空洞又具体、既热烈又淡漠、既是形式主义的又是必不可少的

    全体社员大会了。依例，这样的会一开就是一天。农忙食堂就在这一天开张，先宰一头牛，

    打两坑馕垫底。这天的中午，肯定是牛杂碎汤，汤中最好吃的叫作“面肺子”。先和好面，

    洗出一桶淀粉水，留出面筋，再把淀粉水灌入牛肺，把牛肺撑得比老牛在世时深吸气的时候

    还要大五倍——真是大得吓人，封上口，与牛肝、牛肚、牛腰、牛肠……煮在一起，熟了以

    后，既有牛杂的荤腥味，又有一种类似北方人夏季吃的荞麦面扒糕的光滑筋豆的触感。牛肉

    会腌晾起来，细水长流地吃。这个以面肺子牵头的牛杂碎汤，乃是这种例行动员会的最吸引

    人处之一。

    其次这个会上多少还要预分一点现钱，少则三块、五块，多则十块、二十块。目的讲

    明，是为了社员买一点盐、茶和手电筒用的电池。

    至于这种会上动员报告，我已听过三次，差不多能背下来了。一个是夏收的政治意义，

    一个是愚公移山的精神，一个是一星期地净、两个星期场净的进度指标。这个指标纯粹是牛

    皮。这里地多人少，小麦是主要作物，一个整劳力要收割20亩左右小麦，一个场要打几百

    吨麦子，怎么可能那么短的时间结束？再说这里夏季干旱少雨，远远不像关内龙口夺粮那样

    紧迫。前三年的实际情况是收割完要一个月，打场完要三个月。1966年特大丰收，伊犁

    许多地方（包括我当时所在的生产队），都是入冬了，麦子还没打完，经过冰封雪冻，次年

    四月雪化地干以后又继续打，有的打到“五·一”劳动节，个别队一直打到新麦快下来才完

    事。但社员们在这种动员会上对从关内照搬来的收麦进度指标从来不提异议。相反，每当队

    长问“怎么样”的时候，社员们也照例众口一声，像小学生回答课堂提问一样地用第一人称

    复数祈使式回答：“完成任务！”

    这种动员报告的最精彩、最细腻也最科学的部分是算细帐：“社员同志们，如果我们每

    人每天洒落15个麦穗，按千粒重平均数与麦穗的平均含粒数计算，我们每天就要损失小麦

    xxxx斤，全大队一天损失就达xxxxx斤，全公社损失xxxxxx斤，全伊犁州，

    全新疆xxxxxxx斤，而我们如果做到每个人都能不丢一个穗，我们每天就要多收xx

    x斤……全新疆就要多收xxxxxxx斤，就够阿尔巴尼亚人民吃xx个月，够越南人

    民……”

    1969年6月底的一天，凌晨。我躺在与房东二老同住的一间土屋的未上油漆的木床

    上，一边听小园里苹果树上的羽翼初丰的燕子呢喃，一边想着这一天的盛会与热而香的牛杂

    碎，一边想着算细帐的数学方法的务实性与浪漫性的统一，一边想着各省革命委员会纷纷成

    立到底是吉还是凶。这时，忽然听见一阵吵闹声。

    是谁这么早在我们的窗户根底下喊叫？我连忙起了床，披上衣服，顾不得洗脸，走出房

    子。院门从里面锁着一种式样古老的长铜锁，房东二老还正睡着，我不愿意为找钥匙而惊动

    他们，便从打馕的土炉（新疆俗话叫“馕坑”的）旁的高台上上了墙头，一跃而下，来到当

    街。只见高大俊美的马尔克木匠推着一辆自行车，自行车货架子上面与两旁绑了许多东西，

    正和大队一位17岁的民兵争执。我走近去一看，原来他的自行车上驮着三个小摇床，看样

    子他要骑自行车把三个小摇床拉到伊宁市早市上去卖，而小民兵根据革委会夏收指挥部的命

    令予以堵截。

    马尔克衣冠齐整，精神焕发，虽然受阻，但是并不急躁，而是耐心地、有板有眼、有滋

    有味地与小民兵辩论。他说：“……亲爱的兄弟，哦，我的命根子一样的弟弟啊，你的阻拦

    是完全正确的，是的，百分之百的正确。我们的夏收，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不错，我应该

    参加会，不参加会是不对的，它是我的缺点，它是我的错误，我愿意深刻地认识，诚恳地检

    讨，坚决地改正。但是伟大的导师教导我们，遇到什么事，都要想一想，眉头一皱，计上心

    来，心之官则思。世界上的事，怕就怕认真，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关心群众生活，打击贫雇农，便是打击革命。而我呢，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真正的雇农，我

    来到毛拉圩孜公社的时候，已经两天两夜没有吃饭，晚上睡觉没有枕头，我是用土坯作枕头

    的。那么，是谁，发扬了深厚的阶级感情帮助了我呢，亲爱的我的命根子一样的弟弟呀，那

    就是你的阿丽娅姐姐呀！当然，这是党教导的结果，也是人民群众的帮助的结果。群众是真

    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够得到起码的知识。没

    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那么，我的兄弟，你的阿丽娅姐姐现在是怎么样了呢？唉，安拉在

    上，她偶染沉疴，一病数月，茶饭不思，热火攻心。天啊，真主啊，保佑她吧！那么我又能

    做什么呢？我愿意替她生病，我愿意替她死。然而，世界上只有主观唯心主义最省力气，可

    以不负责任地瞎说一通，做得到吗？结合实际吗？哪怕是最好的理论，如果只夸是好箭，束

    诸高阁，那就是教条主义。我呢，就做了这三个摇床，劳动使猴子变成了人，劳动使我有了

    三个摇床。兄弟，你看我做得好吗？看这圆球！看这旋工！看这色彩！不，这不是摇床，这

    是黄金，这是宝石，这是幸福。睡在这样的摇床上的孩子将成长为真正可靠的接班人。做了

    摇床你怎么办呢？坚决学习大寨，先治坡，后治窝，割掉资本主义的尾巴。卖给私人，不，

    我决不能卖给私人，斗私批修，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嘛……”

    马尔克诚恳地、憨直地、顽强而又自得其乐地一套一套地讲了个没完，他的目光是那样

    清澈，天真无邪，又带几分狂热。他说话的声音使我联想起一个正在钻木头的钻子，嗡嗡

    嗡，嗡嗡嗡，嗡嗡嗡。他的健壮的身躯，粗壮的胳膊，特别是两只大手的拙笨的姿势，使你

    无法对他说话内容的可信性发生怀疑，何况那是一个除了怀疑我自己，我不敢也不愿怀疑别

    的一切的年月呢。

    马尔克可能说得有点累了，他把车支好，与我握手问安。然后，他掏出一个绣得五颜六

    色的烟荷包，还特别把烟荷包拿近我和小民兵，让我们参观一番，显然，那是阿丽娅给他做

    的喽。他解开缠绕了好几道的带子，拿出一沓裁得齐齐整整的报纸，折一道印，用两个手指

    捏出一小撮莫合烟粒，看颜色他的烟还算中等偏上的，他用熟练的动作把烟粒拨拉匀，舔上

    口水，卷好，用打火机点着烟，抽上两口，先“敬”给我（我在这三个人中是年龄最大

    的），然后给了小民兵一张裁好的纸，一撮烟末，最后自己卷起烟，吸了两口，又滔滔不绝

    地说了起来。

    由于我很亲热地接过沾了他口水的莫合烟，我们的关系似乎在这一刻又亲密了些。所以

    他这一次一面说一面用一种相当谦恭的态度不断地问：“我说的正确吗？”由于他个子高，

    他和我说话的时候，要微微躬身俯就。我呢，唯唯诺诺地点着头。

    我的习惯性点头使他受到了鼓舞，他向迷惑不解、面呈难色的民兵指着我说道：“请

    看，书记在这里嘛，书记已经点头称是了！”

    我一怔，然后才反应过来，他所说的“书记”，原来是我，我慌忙摇头摆手，“我不是

    书记，我可不是书记！”“您不要谦虚”，他断然制止我，“干部嘛，又是汉族大哥，当然

    是书记！对于我这样一个小小的木匠来说，所有的汉族干部，都是书记！所有的少数民族干

    部，都是主任！所有的民兵兄弟，”他拍一拍小民兵的肩膀，“都是连长！”

    按照维语的状物比喻方法，那位叫作刚刚长出一圈小蚂蚁似的胡须的民兵从马尔克的话

    里似乎得到了点启发，用求助的眼光看着我，问道：“老王哥，这叫我怎么办呢？按照革委

    会的命令，夏收期间，任何社员不准去伊宁市，我们在各个路口都站了人……”

    这时又围拢过来几个起得早的乡邻，他们都替马尔克说情，“让他去吧，等你娶了媳妇

    养了儿子，让他做一个世界上最漂亮的小摇床送给你！”

    我不能再不表态，便问马尔克：“你去伊宁市，需要多长时间呢？”

    “一个小时！绝对只需要一个小时！我骑自行车经过奴海古尔（伊宁市一个住宅区，原

    先多为塔塔尔人聚居）到卫生学校，把摇床送给卫生学校的一个朋友。请注意，我不卖，我

    是送给他的，因为我们是朋友，我们维吾尔人的规矩，是朋友就什么都可以要，也什么都可

    以给。他呢，会给我一些小麦，还给我一些药，给阿丽娅治病，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

    关心、互相爱护……”

    一个小时？我翻了翻眼，觉得难以相信。前不久公社一个小伙子向我“借”一个小时的

    自行车，我借给了他，结果呢，是两天两夜以后才还给我的。对于这样的“一个小时”，我

    并不陌生。但我不愿说破，便说：“那就让他快去快回吧，回来，还赶得及开动员大会，再

    说，中午还有面肺子吃呢。”

    民兵同志接受了我的建议，放马尔克走了。马尔克在骑上了自行车蹬出了五米远以后，

    回头向我甜蜜地一笑，他笑得是这样美好，以致使我想起白居易在《长恨歌》里描写杨贵妃

    回眸一笑的名句来。

    这一天的夏收动员会开得一如既往，只是在麦收意义中增加了“用实际行动埋葬刘少奇

    资产阶级司令部”一条，并且分析说，丢麦穗掉麦粒，主要是受了“黑六论”的影响。牛杂

    碎汤做得很香，可能因为近两年肉食供应一天比一天紧张，大家吃肉少了，所以觉得这一碗

    汤喝下去回肠荡气，心旷神怡。几个眼尖心狠的，看到每人盛完一碗以后大铁锅内尚有盈

    余，便咕嘟咕嘟把能烫出食道癌来的新出锅的杂碎汤三下五除二吸了进去，又盛回了第二碗。

    晚上各自回家，房东老妈妈阿依穆罕用多日存攒、但日前被大猫皮什卡克（皮什卡克的

    故事我将在另一篇小说中述及）偷吃了五分之二的酸奶油给我们做了奶油面片，我吃了个不

    亦乐乎。饭后阿依穆罕又熬了火候恰到好处的清茯茶，我与房东二老一面品茗，一面促膝谈

    心（说“促膝”纯是写实，而非借喻。因为我们都是盘着腿坐在羊毛毡子上的）。这时，听

    到有人在门外喊：“穆敏哥！老王哥在这里吗？”

    穆敏老爹起身迎了出去，然后把躬身垂手、彬彬有礼的大个子马尔克引了进来。由于是

    第一次进这个家，马尔克毕恭毕敬地摊开并并拢两手，掌心向内，诵读了几句祝祷的经文，

    然后房东二老与他一同摸脸呼“阿门”，然后马尔克向我们三个人依年龄为序一一施礼问

    候。我们腾出地方，请马尔克坐在上首，马尔克直挺挺地跪坐在那里，显出一种傻大个子的

    傻气，接过阿依穆罕递过来的清茶，呷了两口。

    “什么时候回来的？”我问他。

    “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