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文集 - 王蒙文集第11部分阅读

    情假意的歌。一首浅薄的甚至是庸俗的歌。嗓子不如郭兰

    英，不如郭淑珍，不如许多姓郭的和不姓郭的女歌唱家，但是这首歌得意洋洋，这首歌打败

    了众多的对手，即便禁止——我们不会再干这样的蠢事了吧？谁知道呢？——也禁止不住。

    甚至是一首昏昏欲睡的歌。也许在大喊大叫所招致的疲劳和麻木后面，昏昏欲睡是大脑

    皮层的发展必然？

    但是不，张思远副部长不能昏昏欲睡。从1975年4月复职以来，张思远夜夜都不能

    踏踏实实地合上眼睛。

    1975年4月，张思远正在山村他和儿子合住的那一间用石头砌的墙，用石片盖顶子

    的小屋里择韭菜。由于女医生秋文的帮助，他和儿子已经和解很久了。现在他择菜，打算等

    儿子回来吃一顿饺子，他还想邀请秋文和她的女儿一道来吃晚饭。经过了一冬的萝卜白菜之

    后，拿起一把哪怕是沾满了泥土和马粪的碧绿的韭菜，也顿时觉得石屋里充满了春光，充满

    了春的生机。白茎绿叶的韭茶，是和阔别好几个月的和暖的风，和小鸟的啁啾，和融化着的

    一道一道的雪水，和愈来愈长了的明亮的白天，和返青的小麦，和愈来愈频繁的马与驴的嘶

    鸣，和大自然的每个角落里所孕育着、萌动着的那种雄浑而又微妙的爱的力量不可分离地扭

    结在一起的。所有这些都敲打着每个人的心灵，即使创痛使某个心灵变成了裂了纹的鼓，也

    总会发出一点儿声息，给人一点儿希望。何况是张思远，贫穷和压迫熔铸了他的童年，血与

    火染红了他的青春，党与领袖指引着他的路，人民的尊敬、信赖与期待推动着他的步履。他

    已习惯于乐观和充满希望。在这个春天他又重新充满了对于某种转机的预感。总不能老是一

    个样子。连小孩子都分得清的是非，党能够弄不清吗？回顾一生，回顾上下左右，回顾历史

    和现实，回顾中国的昨天和今天，展望明天，党毕竟是伟大的党，光荣的党，而且终将是正

    确的党。

    这当真是预感吗？抑或只是事后才自以为是预感？不是从1966年他被“揪”出来的

    第一天起他就不相信那正在发生的事情，而期待着对已经发生的事情的否定吗？他不是觉得

    昨天比今天更真实，而明天既杳然又带来向昨天靠拢的希望吗？还有这个“揪”字，什么叫

    揪呢？查一查《辞海》，当作抓住、扭住解。这是一个具体而又形象的动作。而现在所说的

    “揪”出来，又代表着一种多么明晰而又含混的意思！特殊的政治产生了特殊的政治术语。

    这几年简直是对语言法则的挑战，斯大林关于语言的稳定性的论述到底还灵不灵呢？我们的

    后代能够理解今天流行的这些花样翻新的词汇吗？他们能够理解“炮轰”和“油炸”，“靠

    边站”和“砸烂”，“站队”和“帽子拿在群众手里”吗？

    所以他需要转机，他像赛前的跑马一样地迫不及待。因为这一切都是他的事情。他与这

    一切息息相关。但是山村的生活又明明改变着他。他为在春天择一把韭菜而衷心喜悦，正像

    他不畏刺目的阳光抬起头来去寻找盘旋歌唱的云雀，为这春天的第一只鸣禽而衷心欢喜一

    样。他细心地从韭菜中剔除枯叶和杂草。他着重取掉靠近根部的不洁的鳞片。他闻到了新鲜

    的韭菜的辣而芳香的气息。他拿不定主意去请还是不请秋文，并为这拿不定主意而觉得懊恼。

    有一种声音。不是牛的声音，不是风的声音，不是乡村孩子们的声音。拖拉机和柴油机

    吗？为什么声音愈来愈近？是汽车？哪一辆汽车迷了路？坐汽车的人既受人尊敬又脱离群

    众，但总要有人坐小汽车。“砰砰砰”，这么早就剁起肉来了吗？哪里来的肉啊？放两个鸡

    蛋就行了，金黄的鸡蛋，油绿的韭菜。然而用鸡蛋作馅子费油，农村里供油的标准太低了。

    “砰砰砰”，却原来是敲门。

    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草绿色的军服，闪闪的红星。立正，一个军礼。韭菜落到了地上，

    站起身来的时候碰翻了小板凳，咣当。

    张思远同志：

    请于四月二十五日前来省委组织部报到。

    此致

    革命敬礼！

    这是什么意思？同志，承认我是“同志”了吗？组织部，这个机密而又重要的部门，总

    是由最可靠、最有经验、最沉着的同志掌管的。此致敬礼，所以伟大的长城的一员把手举到

    了帽沿前。图章却是革委会政工组党的核心小组（代）。谁也闹不清这种组织机构的名称和

    内涵，弄不清党的机构是何时何人为了什么取消的，弄不清为什么革委会的党的核心小组变

    成了党委，弄不清现在让他去报到的组织部是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他所熟悉的掌管党员和干

    部的党委的一个要害部门。

    但毕竟是要他去组织部。至今，他的党的组织生活还没有恢复。但他按月寄去党费，既

    然没有给他什么处分，他就有权利——义务变成了权利——缴纳党费，而不论是政工组还是

    核心组，无法拒绝。而且，他是按照他原有的级别和工资缴纳的，虽然他现在每月的生活费

    不足他应领工资的三分之一。这也是他的一个挑战，我仍然是高级干部，我的工资的三分之

    一也并不比你们少！

    “快坐下”，他热情而又客气地请前来接他的军人同志坐下。他的口气，他的笑容，他

    的弓曲的腰和背更像山区的老农。这几年，他已经惯于仰视那些在新生的红色政权里工作、

    支左的人。那些人的工资比他少一半也罢，却有着十倍、百倍于他的威风。仰视红色政权的

    干部便会平视农民、“五七”战士和再教育青年，这是令人痛快的。年轻的，刚刚长出一圈

    黑胡子的解放军同志却没有坐下，他说：“外面有车。张思远同志能不能料理一下，下午就

    动身？x主任说是愈快愈好……”年轻人的口气既缓和又礼貌，这种口气使张思远想起了昨

    天，想起了他有过的秘书和司机，想起了他的党龄和职位。“这个——”他把“个”字拉长

    了声音，声音拉得长短和职务的高低常常成正比。他已经有九年没有这样拉长声音说话了，

    当明天具有了向昨天靠拢的希望的时候他的声音立即拉长了，完全并非有意。他的脸刷地一

    红。

    九年来他的心好像一个平静的湖泊。尽管湖泊的深处有漩涡，有波动，甚至有火山的爆

    发和死灭，然而湖面是愈来愈平静了。平静的湖面是美丽的，每个人都可以从湖面上看到自

    己的倒影，而且，倒影往往比活人更有魅力。

    来接他的军人和汽车只不过是向湖泊吹了一口气。湖面上呈现了浅浅的同心圆。于是湖

    的自我感觉在发生变化，不管湖泊承认不承认。

    他回到了自己的城市。他回到了市委小楼。他被任命为新生的红色的市委的第二把手

    了，“可我的组织生活还没有恢复呢！”他提出。“先上任去！”有关领导回答他。还是那

    条路。还是那座楼。粉刷和油漆遮盖了九年的疮痍。镶木地板和白晃晃的大吊灯在最初的一

    刹那竟使他热泪盈眶了。幸好，谁也没有看见。失去的天堂，他想起了这一句实在不应该想

    起的话。九年来，他已经忘记镶木地板和大吊灯了。五年来，他只知道崎岖的、石子铺成的

    山径，掩映的树木，石块和石片搭成的房子，室内的地也是土质的，要适当地洒一点儿水，

    洒少了起尘土，洒多了和泥。夜间照明靠煤油灯，关键在于把罩子擦净，擦亮。最初他用呵

    气的方法，向着玻璃罩子呵一口气，然后用柔软的手绢擦过来擦过去。有一次把玻璃擦碎

    了，险些扎破了手。后来他学到了一条经验，用白酒把手绢沾湿，果然擦得晶亮异常，照得

    石窑就像白昼一样。何况，晴天有满天星斗，乡村的星星比城市多得多，而且，由于山比地

    面更靠近天，所以星星离山村的农民比离城市居民近得多。但是他怕阴天，怕下雨。那次如

    果没有秋文医生他也许就没命了。

    他现在不怕阴天，不怕下雨，也不怕黑夜了。城市无夜晚。汽车里无阴雨。拥有暖气设

    备的办公楼和宿舍无冬天。但是，没有夜晚就没有星星。没有阴雨就没有雨过天晴的重生的

    欢欣。没有冬天就没有洒洒扬扬的漫天飞雪的纯洁。有一得必有一失。

    许多的老同志、老朋友、老下属、老同学来找他。正像他当初一下子变成了形影相吊、

    孑然一身、不可接触一样，他一下子又成了人们的希望，人们的注目的中心。“我早就想去

    看你了，这中间我打听过好几次。”有人说，显然不是假的。“我犹豫了半天。现在人家官

    复原职了，找的人也多，别去打搅吧……可咱们毕竟是老关系了。张书记还能把咱们忘了

    吗？”如此这般。特别是市委的老人，更是把希望寄托在张思远身上。张思远重返市委领导

    岗位，是他们各自回到体面的昨天里去的先声。

    然而，被今天毁坏了的昨天却不可能在明天照原样恢复。不仅某一派的“警惕走资派复

    辟还乡”和温柔一点的“穿新鞋走老路我们不答应”之类的标语在时时敲打着他。而且，在

    他熟悉的一切后面他发现了格格不入的陌生。公共汽车堆积在终点站上不肯发车，汽车站上

    等车的人一群一群，翘首相望。据说司机围拢在一起打扑克，谁被“抠”了“底”，谁开行

    一次。到处都是标语、口号、大批判、热烈欢呼。甜食店成立革命领导小组也说那是“毛泽

    东思想的伟大胜利”。黄纸红字（这两种颜色代表喜庆，白纸黑字代表声讨、共诛之）十分

    醒目的大标语下面是没有扫尽的垃圾和伸手乞讨的儿童。清洁工也不好好干活了。而乞丐正

    与空话一起增长。到处是喝酒，请客，“哥俩好，八仙寿”。据说“批林批孔”的时候有一

    位左派提出划拳行令中的用语有儒家思想，另一位左派便设计了新的拳经：“一元化呀，三

    结合呀，五星红旗呀，八路军呀……”荒唐变成现实，现实变成梦魇。莫非好几亿人都把脚

    气灵或者痔漏膏当作补药咽到了肚子里？

    市委也不是原来的市委了。每天上班进市委的门的时候，他的心都要动一下，我没有走

    错吧？我真的又来这里了吗？这是什么地方呢，我不是去挨打的吧？市委的牌子换得更讲究

    ——据说原来的牌子被不知谁拿去做大立柜了，五合板嘛，市场上缺——所以增加了警卫，

    戒备森严，这当然是必要的。连团市委和妇联门口也站着带枪的人。有一次张思远无意中听

    到了两个不在哨位上的警卫排战士模仿样板戏的对话，“……两件什么宝？”“好马、快

    刀。”“马是什么马？”“吹牛拍马。”

    “刀是什么刀？”“两面三刀。”

    “新鲜事物”还多着呢。小汽车增加了三倍还不够用，因为副职增加了五倍。组织科四

    个科长只有一个干事，到处是谣言、小道消息、传说：梅花党，长江大桥擒匪，美人鱼，棺

    材里的死人诈尸……公开的山头和宗派。完全取消了党的组织生活，更不可能进行什么批评

    和自我批评。公事私办，私事公办，来联系工作的人还要拿上私人的介绍信，为了私事可以

    巧立出差名目。明目张胆地伸手要党票，要官，要权……

    这样下去，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不是要完蛋吗？想到这里，就像发了寒热病，张思远

    一会儿冻得浑身打颤，牙齿咯咯地响，一会儿七窍生烟，忧心如焚。何况，他的头顶上又出

    来了一位第一书记，一位除了抓辫子搞阴谋仍然只会抓辫子搞阴谋的新贵。

    美兰也来凑热闹了，她要求复婚。几次来信，张思远没有回复。电话约谈，张思远回答

    说：“不必了。”他挂上电话，不顾耳机里传来的吱哟乱叫。一天下班，我的天，美兰已经

    坐在他的房里，她大概是拧开了锁，而别人不敢拦阻。完全是“复辟”后的全权的女主人，

    床单拽下来准备洗涤，卧室里新添了两束塑料花。张思远什么话都没说，回到了办公室。这

    时他由衷感谢市委大门戒备的森严。他拿起一叠文件，全是“大批促大变”，也许是促大便

    吧？什么反潮流，什么法权，什么全面专政，什么唯生产力论，什么教育革命的形势大好不

    是小好而且愈来愈好。他漾起了酸水。他的胃在收缩，贲门在收缩。各种新名词连同小道消

    息，连同革命拳经，连同美兰的大白柿饼子似的面孔一起旋转，如刀如炸弹，如雾如烟，如

    风如电，如商标如膏药如济公活佛的蒲扇。

    回到昨天是不可能的。他的余生是为了明天。必须抢救明天。

    秋　　文

    那次他在雷雨中跌了一跤。醒过来后，张思远发现自己是躺在公社医院的病房里。远近

    驰名的大大夫秋文亲自在护理他。这一跤，不仅摔坏了他的腰椎，而且，濯雨的结果是上呼

    吸道感染继发肺炎。

    张思远到山村来没有几天就知道了秋文，上海医科大学毕业，四十多岁，高身量，大眼

    睛，长圆脸，头发黑亮如漆。她把头发盘在脑后，表面上像是学农村的老太太梳的纂儿，然

    而配在她的头上却显得分外潇洒。衣服总是一尘不染，走在山路上，健步如飞。这在“文化

    大革命”期间的农村，本来是一个很格涩的人物，但她偏偏非常随和，不但和农村的男女老

    少都说得来，而且接过农民让过来的烟袋就能吸两口，在红白喜事上，接过农民让过来的酒

    杯就喝。

    听说她和丈夫离了婚，独自带着一个女孩子生活在山村。这种独身女人本来是很难在农

    村生活的，偏偏她和这里的男男女女交往，却没有人在背后说过她的半个不字。

    开始，张思远觉得她有点儿神秘，同时直觉地不那么喜欢她，虽然他承认她本来应该说

    是相当漂亮的。他觉得她有点咋咋唬唬，每天说的话，走的路，抽的烟和喝的酒都超过了应

    有的限度。但是，她的医术好，和农民的关系好，所以张思远每次见到她也都礼貌地招呼一

    番。后来他又了解到，冬冬倒是常到秋文医生那里去，说是为了找一点儿医书看。生活总不

    会把一切门窗堵死。

    “您说了许多胡话，”秋文医生说，轻轻地，音调完全不同于她日常的说笑。“可能您

    想的事太多了，大干部嘛。”隔着口罩，张思远好像看到了秋文医生嘴角的笑容。她的眼睛

    也在微笑着。这微笑里充满了理解，充满了悲哀，充满了凝结着悲哀的清冷的自信，好像是

    雪天里的篝火，天与海的尽头的白帆，月光下的一株老胡桃树。那个带几分男人气质的、饶

    舌的、随波逐流的大大夫退到哪里去了呢？

    “其实把你们拉下来当当老百姓也不赖”，另一次她这样说，丝毫不顾忌同病室的其他

    人，“要不，别看报纸上喊什么下乡、蹲点喊得那么凶，你们躲在自己的小楼里才不愿意下

    来呢。您说对不对？老张头！”

    张思远想抗议，他并没有什么小楼。他现在连家都没有了。但是老张头的称呼使他觉得

    温暖，就像小时候母亲叫他“小石头”一样。张思远的名字（乡下管这种名字叫作“官名

    儿”，可见，这种名字是为了做官才起的）才像石头一样硬。人需要母亲，需要亲昵，需要

    照料、理解和同情。所以每当秋文医生说：“好好吃下这些药，多喝开水，你会很快好的”

    的时候，他都觉得特别熨帖。

    冬冬每天来给他送饭，挂面，荷包蛋、山药汤，小米粥。“您不要那样生气，”冬冬

    说，“我不过是在日记本上发发牢马蚤罢了，爱发牢马蚤的人其实倒不会怎么样。那天是我不

    对，对于李大钊和方志敏，我永远崇敬他们。我最近常想，生活压根儿就不像我小时候想的

    那样美好，所以生活压根儿也不像我现在所想的那样不好。”

    “你？你转变了？”张思远惊喜交加。

    “谈不上转变。我大概总不会完全了解您，就像您不会完全了解我。人和人的隔膜，是

    永远也无法消除的。于是发展到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

    “那你为什么又天天给我送饭来呢？”

    “秋文阿姨让我来的。她说，”冬冬迟疑了一下，好像不知道该不该把底下的话说出

    来，“秋文阿姨说，你爸爸也不容易……”

    “你和她谈过我？”

    “谈过。”

    “谈过你的母亲？”

    “谈过。”

    “还谈过什么？”

    “什么都谈过。怎么？违反保密条例么？”冬冬的语气又是那样刻薄了。

    “不。我说，那很好。”

    张思远——不，老张头从冬冬那里了解了一点儿秋文的事情。秋文原来的丈夫是195

    7年划的“极右”，现在还在劳改农场。冬冬认为，只是为了女儿的前途，秋文才与丈夫离

    了婚，实际上，她在等待着那人的自由。1964年“四清”时候的工作队，和1970年

    “清队”时候的宣传队开始都瞧着她不顺眼，准备立案专门审查，但是所有的社员和基层干

    部都向着她。她主动到工作组和宣传队去谈自己的一切，谈笑风生，全无禁忌，反而打消了

    别人对她的猜疑。

    她有一层保护色吧？她分明是一株异地移植的树，既善于适应水土，又保留着自己的与

    这里的植物群全然不同的个性。她的随和后面是清高，饶舌后面是沉思，喜笑乐天（带点傻

    气）后面是对十字架的背负。

    但那些又不仅仅是保护色，清高后面确有一种由衷的利他主义，沉思后面确有拿得起放

    得下的丈夫气，而背负着十字架的她仍然时时感受到生活的乐趣。想想她对村里的少男少女

    的婚姻恋爱的关切吧，她都快成了新式的、可靠的、不怕受累、不怕落埋怨的媒婆了。如果

    仅只是为了保护自己，她的笑声能那样真诚，那样傻气么？

    但是她显然用另外的调子与张思远谈话，“好好了解了解我们的生活吧，官复原职以

    后，可别忘了山里人！”

    张思远挥挥手，表示对“官复原职”丝毫不感兴趣。但是秋文不饶人：“甭挥手，我如

    果是你就争取早点儿回去。一个月挣着那么多钱跑到这儿来摸锄把子？不但官复原职，而且

    会官运亨通！”

    “越说越不着边际了。”张思远更摇头了。

    “当然。自然死亡再加上穷整，真正有经验、有水平又能干事的领导干部现在是越来越

    少！不光你们越来越少，就连我们这样的大学毕业生也越来越少。再搞上十年教育革命，等

    到中国人都成了文盲，小学毕业的就是圣人！而你们这些大干部呢，更成了打着灯笼也讨唤

    不着的宝贝！反正说下大天来，你既不能把国家装在兜里带走，也不能把国家摸摸脑袋随便

    交给哪个只会摸锄把子的农民！中国还是要靠你们来治理的，治不好，山里人和山外人都会

    摇头顿足地骂你们！”

    张思远只觉得眼前一亮，心头一亮。治国治党，这是他们义不容辞的任务。事情总会发

    生变化，总会走向自己的反面。想不到秋文还是一位政治家呢。但是我能等到那一天吗？不

    是整天说离了谁地球也照样转吗？不是我已经被抛出社会生活的轨道有许多年了吗？

    秋文的话应验了，没有用很久。1975年，张思远正择着韭菜就被接回了市委。19

    77年，粉碎“四人帮”后，张思远升任省委的副书记。1979年，张思远又调到北京，

    担任国务院的一个部的副部长。

    上　　路

    他终于暂时离开了质地讲究的“部长楼”。这一幢高层建筑是为副部长以上的干部提供

    住房的，老百姓称之为部长楼。经常有许许多多小汽车停在楼前。有警卫，所以一般人不走

    近它。住惯了部长楼离开它竟不是那么容易的。虽然张思远这次的重返山村之行已经计划了

    许久了，已经下决心许久了，但他还是挪不动自己的脚步。一想到他要离开自己的惯常的和

    应有的生活轨道，他就觉得不安，甚至有点烦恼。就像一个坚持按时每日三餐的人，突然让

    他改成一天吃两顿饭或者四顿饭，就像一条鱼忽然准备去陆地上观光。今晚我躺在这里，明

    晚，后天晚上，以及后天以后的诸晚，我将躺在哪里呢？出发前夕，张思远辗转反侧，一直

    有一个声音在劝阻他，在拉着他的手，拉着他的腿，拉着他的衣角。别折腾了，你现在不是

    很好吗？你已经快要60岁了，你担负着党政要职，热情、想象和任性对于你不但是不必要

    的，而且是一种不能原谅的罪过。你何必自找苦吃呢？

    但他终于离开了部长楼，而且，他坚持没有坐飞机和软席卧铺，坚持不准他的秘书预先

    挂长途电话通知当地各级领导准备接待。秘书几次企图说服他，暗示他的这种坚持不但是幼

    稚的，无意义的而且是不近人情的，不正常的。秘书只差问他一句话了：您的神经是不是出

    了毛病？

    他用沉默压倒了秘书。现在，火车在《祝酒歌》的歌声中开动了。秘书，司机和他坐惯

    了的黑色吉姆都离开了他。汽笛发出了刚亮的愉快的叫声。机轮的声音也是铿锵有力的，金

    属的撞击令人焕发精神。李光羲的“朋友啊请你干一杯”之中夹杂着女列车员的吐字急促的

    问话：“这是谁的行李？”张思远闭了一下眼睛，有一位脾气大的母亲打了她的淘气的孩子

    的屁股蛋，于是孩子和李光羲展开了咏叹比赛。张思远睁开眼睛，阳光洒满车厢。风吹动了

    他的花白的头发。有人打开了车窗。他轻松而自由。我又是一只蝴蝶了么？

    “把票给我！”女列车员向他伸出手，下令说。铁路员工的蓝色制帽下是一张年轻的、

    不耐烦的脸。如果在软卧，她就会用另一种口气说话。这挺有意思。张思远掏出了自己的车

    票。铁路制服，还有解放军的军服，似乎都应该改进一下了，这两年人们穿得愈来愈好，而

    制服与军服却依然旧貌。本来，这种制服，尤其是军服，应该有一种强大的吸引力……

    一个红鼻头，敞着怀的大胖子摇摇摆摆地坐到了他的旁边，大胖子的不寻常的分量使卧

    铺吱地一响。“玩两把百分吧？”大胖子说话是胶东半岛的口音，嘴里喷出辛辣的生葱味

    儿。如果在软卧……

    如果在软卧车厢会比这儿好得多。当然。但这一类的想法只不过微弱地一闪。他的眼睛

    里闪烁着阳光。他喜欢这一节车厢。喜欢脸孔绷得紧紧的列车员姑娘，瞧，她又来拖地板

    了，多辛苦！他喜欢他头上的中铺和上铺的解放军战士，他们一开车就睡着了，年轻人的睡

    眠是多么香甜呀！他喜欢对面的吸着两毛钱一包的香烟的干部，这位干部死乞白赖地向他让

    烟，他怎么推也推不出去。为什么把烟和酒的作用看得那样阴暗呢？这位同志的让烟就丝毫

    不意味着托他办事之类。还有带孩子的母亲和在车厢里跑来跑去，给陌生的“叔叔”表演节

    目的孩子。有了孩子，生活就变得好过多了。冬冬爱说人和人之间的隔膜，但是人和人也是

    可以相亲相爱的呀。是的，从1975年恢复工作到现在又是四年多了。艰难的，令人惶惑

    失望，摇摇欲坠的头一年；绝处逢生的，狂喜又狂哭的第二年；麻烦的，纠缠不休的，明明

    又是扎扎实实地迈步前进的这两年。回顾昨日，他不能不为已经发生的变化的巨大和迅速而

    惊叹。面对百废待举的现实，他又为某些人的因循麻木而心急火燎。他很忙。他很少有机会

    与这些坐硬卧车厢的普通人坐在一起。即使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他的位置也与别人不

    同。但是他不能那样重访山村，他不能前呼后拥，气宇轩昂地以高干的姿态出现在冬冬和秋

    文的面前。如果他那样做，他就是欺负人，他就是自己把自己从冬冬和秋文身边拉开。虽然

    他知道，坐小汽车绝不是他的或任何人的过错，住“部长楼”，进软席车厢也绝不是应该责

    备的事情。平均主义从来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他不能，他不愿，他不敢，他也不应

    该以高于普通劳动者的任何方式重返山村。

    细想起来，就连硬席卧辅也不能使平均主义者安宁。更多的人坐着硬座。从站到终

    点站要运行70几个小时，有不少的人就这样坐70几个小时。中国人的耐性、韧性、吃苦

    耐劳真是举世无双。但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连硬卧都坐不起呢？30年了，你不觉得脸发烧

    吗？你能不加倍努力工作吗？看看每个车站上，挑着箩筐，背着大包袱，扶老携幼，上车下

    车的百姓们！

    那就是老张头，老李头，老王头和老刘头们。他又有两个星期可以作老张头了。恢复工

    作以后，他常常回忆在山村的老张头的生活。他有时候自问，可能不可能有另一个张思远，

    另一个自身，即那个被唤作老张头的我仍然生活在那个遥远的、美丽的、多雨又多雪、多树

    又多草、多鸟又多蜂蝶的山村呢？当他低头踏进吉姆车的时候，那个老张头不正在鸟鸣中上

    山拾柴吗？当他在会议上发言，拉长了啊——啊——啊——的声音的时候，那个老张头不正

    在地头和歇憩的农民、农妇们说笑话吗？他完全不是装腔拿调地拉长了啊的声音，他在对非

    常复杂的工作、思想、认识问题发表意见，他的话语应该清晰、准确，他必须对他说过的每

    一个字和每一个标点符号负责，他要一边用心思考一边说，他还要使听他的发言，他的讲话

    或者被称作张副部长的指示的人有领会、温习、思考、消化的时间，这一切都说明啊的拉长

    的必要的也是很自然的。另一个张思远——老张头就从来不把啊拉长。说起话来又快又巧

    妙，那个老张头比张副部长要年轻一些，健壮一些。当张副部长出席一个招待外宾的宴会的

    时候，当他衣着整齐地，彬彬有礼地为外宾布菜的时候，当五星啤酒和北冰洋汽水，通化红

    葡萄酒和贵州茅台，崂山矿泉水和绍兴黄酒被任意选用，任意啜饮的时候，另一个“我”不

    正在烟气未尽的石板小屋里，在煤油灯的光焰照耀下，在热烘烘的锅灶旁边，在钉得一条腿

    有点歪斜的小板凳上，端着山区人民喜爱的粗瓷大海碗，就着老腌咸菜，大口大口地喝着暖

    人心脾的，搀杂着诱人的红小豆、白芸豆、绿豆和豇豆的浓浓的包谷糁子粥吗？老腌咸菜是

    以“老”而自豪的，拴福大哥说他的那一缸咸菜汤还是民国18年的底子。从民国18年腌

    了那一缸咸菜，每年夏天都要熬一次汤，每年秋天都要加菜，加盐，加水，一直到如今。当

    张副部长正在为处理一个人事问题（如今人事问题占用了他那么多精力，简直令人难以忍

    受）而在斟酌词句，而在搜索枯肠寻找一个既要坚持原则又要照顾关系，既要有利工作又要

    挡住从某个方向攻来的明枪暗箭的方案的时候，那个老张头是不是正在饶有兴趣地倾听拴福

    大哥叙讲自己的腌菜汤的悠久历史呢？

    现在呢，他又把张副部长留在北京了。让张副部长去开那些开不完的会，看那些看不完

    的文件去吧。经过十年的动乱，张副部长正在按照党心民心进行紧张的工作。他并没有忘记

    使自己的工作对人民、对山村、对老张头和拴福大哥更为有利。不管有多少缺陷，他想不出

    有比现在的政策更好的政策，他想不出有比现在的作法更对人民有利的作法，如果张副部长

    要和老张头谈谈，他并不感到不安。

    他接受了对面的同志让给他的有点儿呛人的纸烟。他有点儿不好意思地掏出了自己的带

    过滤嘴的“中华”。这并没有引起惊奇，因为现在即使是学徒工出门在外也要带两包好烟，

    这叫作跩牌子。硬卧下铺的空间位置已经决定了他在社会上的位置，不会有人怀疑。他接受

    了口里发出葱味的胖子的玩扑克的邀请。对家、横甩、抠底、满分升级。只是在戴上了叛

    徒、三反分子的帽子以后他才学会了打百分，下象棋。他也像每个无事可做的旅客一样，努

    力领会和钻研列车运行时刻表，好像这一次旅行以后他就要调到铁路运输部门担任调度员似

    的。他拦住跑来跑去的小孩子，给他们吃糖，和他们逗着玩。他本来计划在火车上读点儿

    书，但拿起书来常常被打搅。也好。老张头与众人平等，与众人一样并无更多的责任因而也

    并无急迫感。拴福大哥讲过一个理论：人总是要死的，急急忙忙地做事情，也就等于急急忙

    忙地去死，不慌不忙地做事情，也就等于慢慢腾腾地去死。真是高论。老张头虽然轻松而又

    自由，率直而又天真，然而却又可能在历史的长河中随波逐流，无所事事。有一得必有一

    失，这失去的代价未免太大。

    还有许多细小的，无足挂齿却又相当讨厌的付出代价。老张头必须事事排队：进站，上

    车要排队；去餐车吃饭要排队；上厕所和去洗脸池洗脸刷牙都要排队。作为老张头应该完全

    适应和完全习惯的排队，却引起了张副部长的抗议。他还必须忍受不礼貌的对待和恶劣的条

    件。有一个胖乎乎的男孩子，看样子不过五六岁，常常横冲直撞地在车厢里穿过来走过去。

    老张头拦住了他，给他一块糖，无非是想逗他玩一玩，男孩子却小霸王一样地打掉他的糖，

    而且出口不逊，“x你妈！”这一句粗话引得所有听到的旅客哈哈大笑，笑声中充满了赞

    赏，好像是听到了侯宝林在相声中甩出来的一个“包袱”。张思远，多半也是张副部长霎时

    间血往上冲，脸大概都红了，黑帮听到詈骂只能低头认罪，但是副部长却无法忍受这种侮

    辱。“你怎么骂人？”他责问了一句，稍微有点严肃。五六岁的小胖子威风地扬起了头：

    “就骂！就骂！待会儿告诉我爸爸，不给你开饭……”原来，小胖子的爸爸是餐车上的炊事

    员。旅客们又哄然笑了起来，一边笑一边分析：“好小子，这么点儿个就懂得了‘权’的厉

    害！”

    还有比这更难堪的。下了火车要坐两天长途汽车，汽车司机对待旅客就像对待一群猪

    猡。中途停车时他看也不看大家，蛮横而又含混地发一个令：尿尿！吃饭！休息！下车！快

    上！那种腔调简直令人发指。这且罢了。第一天停车休息，他住进的是一间42个人同住的

    大房间，烟气汗气臭气熏天。六盏四十瓦功率的荧光灯管，终夜不关。半夜里旅店工作人员

    前来查铺，看有没有没开票就住下了，又查了个鸡飞狗跳。他一夜根本没有合眼。他简直后

    悔这次出行，后悔自己太不现实，本应该听秘书的话。如果当地省委派小车来接，这两天的

    路程只要多半天就够了。他毕竟已经老了，已经不是那两年的老张头……

    但是第二天他精神还好。上车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是打了一个胜仗。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坚

    强的人，是一个没有失去普通劳动者的本色的人。但是他隐隐地觉得自己的微笑后面仍然有

    一种无法排除的优越感，他隐隐地预先听到了一个声音：这几天的生活，对于张副部长来

    说，不过是客串罢了……他皱起了眉。

    但是有一件事他实在忍不住了。当第二天中午他排着长队等候买票在交通食堂就餐的时

    候，有一个留着长发，穿着登山服，大约有一米九高的大个子，偏偏在他快要排到窗口的时

    候横着走了过来，用胳膊肘把他往后一捣，插到了他的前面。问题不在于不排队，夹塞儿，

    问题在于这个大个子在食堂卖票的窗口站了一会儿，偏偏等到张思远过来时夹了进来，这明

    明是看到张思远老弱可欺，这是专门针对张思远的欺负、侮辱。“同志，你为什么不排

    队？”张思远的声音颤抖了。根本不予理睬。“后面排队去！”张思远大喝一声，而且动手

    去拉那个大汉。大汉纹丝不动，回过头来，轻蔑地看了张思远一眼，“少他娘的废话！”他

    威胁地举起了拳头，“谁说我没排队？我就是排在你前头的！”“大家说，他排队了没

    有？”张思远问，并无畏惧，他相信蛮不讲理的无赖定会受到公众的舆论制裁。然而，多么

    惊人，多么气人，多么恼人啊！没有?br/>